而在西方法律传统中，这些规则就是制度(尤其罗马法和英美判例法)!在度过了激情的革命岁月而需要法律规范社会秩序时，这些苏维埃法学理论家(例如帕舒卡尼斯基)最终还是要回到传统法学的框架内，而这一务实态度最终也体现在1922年制定的《苏维埃民法典》内。

也就是说，在社会事实中可以发现能够呈现出法律事实⑥之最佳面的价值或原则，因此它就不再是个纯粹的社会事实，而是一个必然包含价值的规范事实。文章的开始就已经表明，所要处理的主要是方法论问题，因此接下来我将集中在这个问题。

描述性理论这个名词，只是用来表达与法律作为社会事实相匹配的方法论的整体性质，但它并不是具体的操作方法。答案1蕴含着如下主张：法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法(law)而不是个别法(the law)，所以它要面对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What is law)或者法律的性质是什么(What is the nature of law)。最有力的反驳理由是哈特给出的：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语义学事实并且法律是什么一开始就是个争议性的概念，那么就需要给法律下一个恰当的定义。请注意，特殊亲密关系来自婚姻(之最佳面)这件事情，生儿育女来自男女双方夫妻之类的法律内容。相应的，由于具体的符合要求备选价值同时符合法律的存在和内容，那些不符合法律内容的价值就首先被排除，于是适格价值中的最佳价值最多只是个次佳价值，也就是非理想的价值(non-ideal value)。

另一方面，法治这个价值通常被视为一个关于法律的理想[26]，它和其他的理想价值一道，本身就处在同一层次上。⑨另一种是形而上学或者构成性的化约论(metaphysical or constitutive form of reductionism)，即一种独特的现象实际上是由其他一些更基础的现象所构成，因此该现象就可以完全还原为那个更基础的现象。显然，成立与否主要依赖于符合与最佳证立这两个标准。

其三，由于德沃金将法律视为一种诠释性实践，因此他的诠释主义能够匹配关于法律功能的价值判断，所以更可能是正确的。用抽象一点的方式来说，一个化约论成功的标准在于：1)关于研究对象的命题是必然为真的，老虎是头戴王字的猫科动物、老虎有独特的DNA这都是真的命题，因为它们与老虎这个自然事实所拥有的特征一致。一、法理学的任务：这为什么是个难题 无疑，法理学是法学领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学科，甚至就在法理学的学科基本任务这一点上，也会存在着非常实质的争论。同时，对于家庭价值的不同理解，将会改变家庭的实践，所以其中的夫妻关系可能由不平等变得平等、从多妻制走向一夫一妻制。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粗暴地停止讨论了。①Hart 对Dworkin 理论性质的批评，看起来就是不成立的。

并且，由于规范事实之中包含着特定价值，因此与它匹配的研究方法就不会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一种价值负担的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m)。方法论的重要性在于：正确的方法论虽然不一定保证你肯定完成任务，但是错误的方法论会使得你一定完不成任务。[12]笼统来说，化约论能够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⑧：语义化约论，即一个语词的含义能够被化约为另外的一个或一套语词来表达。但是，后一种情形却非如此，法律始终在这个讨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由法律问题引发，其答案也要回到法律中发挥影响。

所以，你当然可以说这始终还是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但至少它是法律理论。但他们为什么认为自己的理论更优？或者说，存在判断谁的理论更优的客观或事实性的标准吗？显然，他们不能如同自然科学家一样动用事实性的标准，否则就会违反社会事实这个事先就获得肯定的主张，反而支持法律是一种自然事实这个错误的看法。[28]91在我看来，由于形式法治是唯一正确的法治观念[26]，由价值偏好所引起的知识属性上的担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21]279-291 德沃金当然知道这个批评的关键性，所以他在后来发展出一套关于价值一体(the unity of value)的宏大学说以作回应。

后者例如，努力工作是重要的。但是，在法律的功能或目标与法律的重要性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显然是个较厚概念(thicker concept)，而后者是个较薄的概念(thinner concept)。

第二，同时存在语义学事实、自然事实、社会事实和规范性事实这四种事实类型。Hart H L A.The Concept of Law(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240-244. ②当然，你也可以将前者叫作法理论、后者叫作法哲学，这只是名词之争，并不具备实质的意义。

当然，不能认为前一种情形与法律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这种关系仍然只是间接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是批判性的，分别用来讨论与社会事实和规范事实匹配的方法论及其缺陷。第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法治这个价值加上非理想的价值，能够获得与理想价值大致相当的分量。然而，这个看法是承认法治这个价值的结果，但这个价值必然在说明法律的性质时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描述主义会犯错的原因。(14)因此，如果原则一贯性这个价值，不是来自法律的存在和内容(不满足符合的标准)，即使它是最佳的，但这仍然不是一套法律的理论(theory of law)，而只是一套关于法律的理论(theory about law)。而法理学并不提供个别理论，它要提供的是一般性理论。

所以，单纯在理想价值与非理想价值之间做比较，非理想价值在一开始就输了，德沃金的困难仍然存在。所以，自然法在这里只是修饰词，它的准确意思是既不太差，也不太好。

例如法律代表正义这种直觉的判断就是如此，如果特定法律未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它的法律属性就应当受到质疑。作者简介：陈景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依次追问的结果，将会回到两个相互竞争的最终答案：第一，这个终极事实是个社会事实，即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取决于特定社群之多数民众的行为和态度。Dworkin R.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410. (15)请注意具体的符合与前面第一种看法之间的区别：前者将法律实践视为诠释性的，而后者并不如此来看待法律实践。

也就是说，它依然将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当作一个跟价值无关的社会事实来对待，从而违反了诠释性实践必然蕴含价值的主张。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在不预先考虑法律的条件下，做关于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的讨论，例如一个社会制度如何是正义的或者尊严的含义是什么，这类问题就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所以，虽然哈特将自己的理论笼统称为描述社会学(descriptive sociology)[5]VI，但该理论只是个价值中立的描述性理论，跟作为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完全不同的[11]。然而，答案2蕴含的主张是不同的：法理学所提供的理论具备一般性的特征，而不是个别性的。

[10]215-220所以，拉兹认为法律就应当被化约为事实权威，而不是哈特主张的社会规则。法理学性质这个话题如此重要且艰难，它本来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全容纳的，这至少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才行。

如果原则一贯性就是形式法治这个价值，那么我们的看法并不存在区别，但问题是：原则一贯性蕴含的是与个人权利相关联的实质法治的主张。一方面，法治的价值是适格的，因为只要存在有法律的存在，那么就会有这个价值，所以它满足了德沃金的符合这个条件，因此能够满足诠释主义的标准。

但此时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对于这件事情的说明，而是关于法律的功能或目标之特定说法是否成立这件事情本身，这根本就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理论所针对的对象，还是个评价性的任务。参见陈景辉：《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法学》，2014年3期。

不过，有一些相关的后续讨论空间还是需要交代。而关于独特亲密关系的讨论，由于不满足这个条件，就成为关于婚姻法应当是什么的讨论。同理，虽然哈特非常不满意奥斯丁的理论，但他同样是在化约论的方法论引导下，将法律化约为初级规则与(作为社会规则的)次级规则的结合。因此，答案2要回答的是特定法律问题背后的一般性主张是什么。

然而，非常明显的是，法律的功能或目标这件事情本身，肯定跟认识论价值没有关系，因为只有担负对这件事情进行说明的理论任务时，它们之间才是有联系的。所以，仅就这篇文章而言，我是方法论上的规范论者，也是实质问题上的实证主义者，虽然标签其实是不重要的。

但是，描述主义的问题也在于此，它忽视了这个事实的存在本身就要求尊重这个(内在价值的)价值性部分。换言之，它既需要符合法律的存在，也需要符合法律的内容。

(19)所以，这个价值显然不是认识论价值，它也比间接评价法律是重要的的看法，承诺了更多的内容。这个话题留给了法理学者，一个想当然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在部门法的具体内容上知识有限，看起来就只能讨论这些抽象的话题。